唐高祖向突厥称臣之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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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618年,太原留守李渊与子李世民及刘文静、裴寂等起兵,引军西进,攻克了长安,建立了唐朝。其时北方有个强大的突厥族,还扶植了几个割据小政 权,李渊该如何利用突厥的势力以壮大自己的力量,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策略问题。有人说他向突厥称臣了,有人说根本就没有称臣这回事,有人说他是求和不称 臣。究为如何?南北朝后期,北方兴起了一个强大的马背上的民族——突厥。618年,当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,就遇到了一个难题,唐军如欲南下,突厥就很 有可能乘机捞上一把。为解除突厥的威胁,唐高祖想方设法要解决突厥问题。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,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提出李渊曾向突厥称臣:“独唐高祖起兵太 原时,实称臣于突厥,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,后来史臣颇讳饰之,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。”换句话说,李渊是接受了突厥可汗的封号。

太原起兵前,秦王李世民等曾“改旗帜以示突厥,师出有名,以辑夷夏”,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。秦王等欲改白旗并求得突厥人同意,而高祖认为最好改成绛 白相杂的旗帜。白旗是突厥用的颜色,而绛色是隋朝所用,是当时中夏国旗的颜色,唐高祖想表示他维持中夏的地位,而不是纯粹向突厥称臣。在高祖集团中,向突 厥称臣的主谋是唐太宗,具体前去执行的是刘文静。突厥始毕可汗与刘文静曾经相约,立唐高祖为可汗,突厥约束刘武周,唐军南下时不能乘机侵袭太原。

陈寅恪的观点遭到一些人的反对,如台湾著名学者李树桐认为唐高祖从未向突厥称臣过。温大雅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卷一载李渊手疏与突厥书,封题署云: “某启。”司马光《通鉴考异》在隋恭帝义宁元年(617)六月条下认为温氏有所避讳,实际上唐高祖在这时已称臣于突厥。李树桐认为“启”字为下达上书中的 谦卑称法,在隋唐旧籍中十分多见,并不是称臣的标志。

凡是称臣于突厥者,突厥都送给他狼头纛。狼头纛,是突厥爵位的标帜。当时,称臣于突厥的群雄,突厥都署为可汗和天子,如刘武周称定杨可汗,也称定杨 天子;梁师都称大度毗伽可汗,解事天子;李子和为平杨天子,这些人都接受了突厥的封号。高祖起义攻克长安后,立隋代王侑为天子,自为大丞相进封唐王,他既 不称可汗,也未曾称天子,他从不曾接受突厥的封号。他认为高祖曾力排臣下的意见,决不接受突厥所给天子的名义,也就是决不肯向突厥称臣。如果高祖称臣的 话,他必定要履行称臣的义务。当突厥送来马匹时,高祖“唯市好者以取其半”,并且对属下说:“乍可绝好蕃夷,无有从其所劝。”从当时的官私记载来看,唐高 祖如何从称臣到不称臣,都无踪迹可寻。今天史书上说高祖向突厥称臣,其实是太宗时的一些史臣为讨好太宗而伪造的。

不过李树桐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。有人认为义宁元年六月李渊的确还未称臣,但他手书时卑词厚礼“启”突厥始毕可汗的目的,是在试探突厥对起兵 太原的态度,并透露愿执臣礼的意向。高祖起兵太原时,如果不连突厥,必将成为北方群雄众矢之的,只有称臣突厥,才能换取太原的安全,进军关中时后方才能稳 定。但他又认识到公然独立叛隋不利,师出有名方可取得政治舆论的主动,所以他打着“尊隋”的旗号而实际上在反隋,他既用突厥的白旗,又用隋朝的绛旗,用来 表示自己的立场,这正是他称臣于突厥而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性所在。

北方群雄称臣突厥的有薛举、王世充、窦建德等十数人,史书载有封号的只有刘武周、梁师都等四人,受可汗封号的仅刘、梁二人,受狼头纛的也仅此二人。 实际上称臣非必要受突厥之封号,只有受突厥“可汗”者才授以狼头纛。当时称臣实有三种情况,或未受其封号,或受其封号,或受其狼头纛,在突厥方面当视为亲 疏有别。称臣的根本义务是纳贡。突厥很讲实惠,李渊从一开始就和始毕可汗讲定:“征伐所得,子女玉帛,皆可汗有之。”“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,人众土地归唐 公,财帛金宝入突厥。”这正是他称臣的义务。《旧唐书》说高祖即位后,前后对突厥的“赏赐”不可胜纪,其实就是指的纳贡。唐建立后,高祖一方面积极建设与 西突厥的友谊,想并力以图突厥,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废十二军,讨论怎样大举击退突厥。武德八年(625)七月,高祖对大臣说:“突厥贪婪无厌,朕将征之,自 今勿复为书,皆用诏敕。”许多人认为高祖大概是在这时不再称臣,而用敌国礼。正因为不再称臣,所以突厥此后攻掠频繁,以致太宗刚上台时大举南攻到渭水桥 边,长安城门外。

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外,还有第三种稍微折中的看法。高祖在起兵时用了下对上的“启”,但下对上的文书中“启”不是最高级别,李渊没有把突厥可汗 视为至尊的地位。从李渊给始毕可汗信的内容及格式来看,李渊没有奉他为至尊,突厥提出的条件,也没有全部接受,对始毕可汗没有惟命是从。李渊的政策是基本 上不失和于突厥,以免产生后顾之忧,表面上利用其力量,实际上使其不能大举南下,免得受制于人。

这种观点认为,高祖向突厥求和与其他割据势力依附于突厥截然不同,如刘武周等人都公开叛隋而自立,接受突厥可汗的封号,突厥还授予狼头纛,而高祖完全不同。他既要起兵反隋,又不愿落叛逆之名,既要解除突厥的威胁,又不愿依附于突厥,他绝不借助突厥的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唐政权建立后,突厥不仅恃功自傲,对高祖颇为无礼,而且还屡次兴师动众,举兵南下,阻止高祖发展势力,统一全国。这时高祖仍实行妥协政策,如突厥使 节到长安,高祖是卑躬屈膝,“前后饷遣,不可胜纪”。为平定薛仁杲,他派出专使护送女妓给始毕可汗。武德四年(621)以前,唐高祖是以妥协求和的办法讨 好突厥,但次年五月以后,随着力量的增强,高祖对突厥的政策开始软中带硬,边战边和,以战求和,在议和的背后,积极准备抗拒突厥。

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武德前期,高祖确是忍辱负重,委曲求和,但对突厥的政策是以巩固、发展唐朝政权为前提的。他总的政策思路是妥协求和而不受制于人,借助于突厥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。

唐高祖究竟是否称臣,看来仍是留给历史学家们的一个课题。不过从这件事中,我们看到了李渊和李世民的足智多谋和才能,也了解了为什么在群雄蜂起的时候,李渊父子能够脱颖而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唐帝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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